从1983开始 第13节（1/2）

许非不晓得什么心情，总之不是兴奋。而下面的许孝文和张桂琴，正在热切谈论：

“幸亏王木匠提前进去了，不然搁到这时候，准保枪毙。”

“是啊，他也是命大。”

“大个屁！”

旁边墙上的一个男子扭过头，插嘴道：“你说清水胡同的王木匠吧，早特么改无期了！”

“我听说就判几年啊。”

“开始是判几年，这不严打么，人家政府一审查，觉得太轻，给加了十年。王木匠不服要上诉，这下好，直接就无期了。”

这哥们貌似有点门道，讲的吐沫横飞，“要我说啊，还改什么无期，直接枪毙多好！你就瞅瞅现在这世道，什么猫三狗四都出来晃悠，再来一回运动才好呢，把这帮人肃清肃清。”

“……”

许父许母也不搭话了，互相瞅了瞅，有一股说不出的滋味。尤其许孝文，他亲身在农村改造过的。

可是，他不是坏人啊！

约莫十几分钟的功夫，游街车队才从头到尾的开了过去，人群也随之散开。

三口人回到家里，莫名的都挺沉默，一直持续到了晚饭时分。

饭桌上，许孝文吃着吃着，忽然来了一句：“小非，你以后少跟小旭接触，你俩这段走的太近。”

“就是，人家有正经对象，万一被人举报了，你俩有嘴都说不清。”张桂琴道。

“嗯，我以后注意点。”

许非没有反驳，因为事实如此。

话说在1978年，中国结束了持续二十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。随着大批知青返城，以及年轻待业人口的迅猛增长，城市中积累了一个大量、单身、又极其压抑的躁动群体。

仅京城一地，待业人口就有40万，平均每27户就有一人在街头胡混，而这个群体又滋生出大量的犯罪分子。

特别是83年，大案数量飞速上升，随便拎出一个就是骇人听闻，比如东北著名的二王案。

今年二月份，一对王姓兄弟潜入奉天某医院盗窃，被发现后，杀死四人杀伤三人逃离奉天。此后一路潜逃，期间又打死打伤多人，直到九月份才在某县被当场击毙。

还有更著名的迟志强案。

他是长影厂演员，正当红，结果今年在南方拍戏时，参加了一个高干子女组织的舞会，并与一个妹子自愿鼓掌。

事后，有人举报舞会为聚众鼓掌活动，警方调查后，因为没有受害人，遂不予处分。

结果有个记者来采访，胡编乱造了“强x”“淫x”等罪名，发表文章《银幕上的明星，生活上的罪犯》引起公愤，群众要求严惩，这哥们才判了四年。

随后，他在看守所又碰见两个难友，一个偷看女厕所，判了死刑，缓期两年。另一个强行搂抱了一个女青年，也判了4年……

听起来十分滑稽，却是这个年代的真实环境。

严打是特殊时期中的特殊阶段，不可用常理判断。尤其流氓罪，这就是个筐，啥都能往里装。什么猥亵啊，侮辱啊，聚众斗殴啊，寻衅滋事啊，作风不当啊，都算流氓罪。

在这种意识形态影响下，很多留长发的男青年被强行剪头，连阔腿裤都被剪掉了裤腿……

许非对严打只有一个文字上的概念，但亲身经历了，才晓得它是多么的烈火烹油。

客观的看，严打维护了社会稳定，却也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。

就像他和陈小旭，确是清清白白，但架不住有那么多蛋疼的热心群众。这会再骑着一辆自行车去卖包，还真可能被抓喽！

第16章 教导

许非最近特老实，准时上班，团结同事，在家孝顺父母，帮忙家务，奖励十朵小红花都不够。

而这会儿，他正端着碗烩茄子上桌，蒸好的土豆茄子在锅里扒拉几下，加蒜加酱，喷香扑鼻。此外还有两个炒青菜，一盆苞米茬子粥。

许家吃饭讲究，许孝文一定坐上首，而且得先动筷。他也懒得管，这是父辈的观念，他只想吃肉！

其实许家在鞍城属于较高收入家庭，从屋里摆设就能看出来：最里头是炕，炕上有木板素面的大柜子，窗户底下摆着缝纫机和收音机，甚至还有台电风扇。

就是没电视，张桂琴一直念叨着买台电视，因为想看春晚。彩电甭想，那是限量商品，平民只能看黑白，但黑白也贵，还要票，买台电视机得费不少劲。

曲艺团属于文化单位编制，工资按级发放。

人道洪流之前，单田芳被评为第五级，每月八十四块，最高的是两百多。当时大学名教授的工资是三百，艺人是不能超过三百这条杠的。

而改革开放之后，单田芳到了最高级，许孝文是一百多点，张桂琴六十多，再加上许非的三十四，共二百出头。

“现在团里人心都散了，班都不正经上。”

许孝文夹了口菜，谈兴颇浓，“咱们都组织好了，田芳哥带一队，刘姐带一队，张姐带一队，三芳齐下，基本就把团里包圆了。”

“想好去哪儿了？”张桂琴问。

“首站没沟营吧，田芳哥老家在那边，以前也跑过江湖，人熟地熟。他正跟那边单位联系，好几家都有意向，估计年底就能出发……”

许孝文靠过来，笑道：“哎，你猜演一场能给多少？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这个数！”他晃了下左手。

“这么多？”张桂琴吓了一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