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59章 时代的幽灵（1/2）

j.j.威尔逊站在他新的公寓书房的窗前。

玻璃上凝结著一层薄薄的水汽，下面是穿梭的马车，顶著高帽的绅士，裙裾曳地的夫人，以及那些奔跑叫卖的报童。

他们的喊声穿透双层玻璃，隱约可闻，

“號外！號外！小说家威尔逊新作《哥伦比亚阴谋》今日发售！”

“《先驱报》独家评论！j.j. 威尔逊——用冰冷文字解剖美国的大作家！”

威尔逊的嘴角勾起，忍不住有些得意。

他的公寓在这栋大楼的顶层，墙上掛著精美的风景油画，架子上还有他去东方珍宝行买的青瓷，书架上塞满了精装书籍，其中一些他甚至从未翻阅过。

书桌上摊开著今天的几份报纸，头版的位置，无一例外都印刷著关於他新书的评论和报导。

“j.j. 威尔逊先生的笔，不带一丝华丽，摒弃了多愁善感的情绪。

他像一位医生，或是一位严谨的法官，將这个国家肉体上溃烂流脓的伤口，冷静地展示给世人看。

他的文字是克制的，是精准的，充满了令人不寒而慄的纪实力量。

在读《哥伦比亚阴谋》时，你不会为主角的爱国情怀而热血沸腾，却会为国家利益这台庞大机器的冷酷无情而脊背发凉。

他不是在写小说，他是在记录一份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承认的，关於我们自己的征服的野心……”

评论家先生显然是高估了威尔逊。

他並非什么医生，法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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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的执刀人，在巴尔巴利海岸。

威尔逊的目光从报纸上移开，落在壁炉架上。

那里並排摆放著两本书，是他过去五年人生的基石。

一本的封面设计得极为压抑，一个悲伤的年轻人站在一座宏伟的市政厅前的剪影，书名是《市长之子》（the mayor's son）。

另一本的封面则更加黑暗，仅仅描绘了一艘在黑夜怒海中顛簸的轮船，几个瘦骨嶙峋的人影蜷缩在甲板的阴影里，书名是《黄土之下》（under the yellow earth）。

正是这两本书，將他这个破產之后，曾在布鲁克林桥下瑟瑟发抖的流浪汉，重新变成了“文学大师”。

它们为他贏得了財富，声望，以及足以让他在深夜惊醒的恐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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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前，旧金山，巴尔巴利海岸。

当j.j.威尔逊被几个华人请到那间“金山斗场”的老板办公室时，他身上所有的家当，只剩一支作为房费抵押的象牙蘸水笔和满身的疲惫。

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救命稻草，一个可以让他东山再起的故事源泉。

他怎么也想不到，

那个把他从一个落魄记者拉扯起来的年轻人陈九，给他的不是故事，而是三份沉甸甸的，足以压垮任何一个普通人的“真相”。

第一份真相，是一个被装在麻袋里、浑身是伤的囚犯。一个名叫黄四的人口贩子。

陈九將威尔逊安置在南滩那家改造成私人卫队营地的厂房里。

威尔逊的工作，就是“採访”黄四。

那根本不是採访，那是一场精神上的酷刑，对威尔逊，也对黄四。

黄四被关在工厂深处。

每天，陈九的手下，那个名叫阿才的、眼神凶狠的年轻人，会把他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来，扔在威尔逊面前的椅子上。

黄四的身上总是带著新的伤痕，但他的眼神，却是一种令人费解的、介於麻木和怨毒之间的状態。

“问吧，威尔逊先生，”阿才总是用他那蹩脚的英语冷冷地说道，“九爷说了，只要留他一口气，隨便你怎么折磨他。”

威尔逊並非一个心狠手辣的人，他本质上只是一个记者。他试图用正常的採访方式开始。“黄先生，你能告诉我你是如何开始这门生意的吗？”

回应他的是一口带血的唾沫，和一连串他听不懂的粤语咒骂。

威尔逊的耐心很快被耗尽。

对成功的渴望，如同飢饿一般啃噬著他的理智，这是最好的催化剂。

他开始学习阿才的方式，用剥夺睡眠、用冰水、用语言上的羞辱来摧毁囚犯的意志。

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在这方面竟有种病態的天赋。他用最恶毒的语言描绘黄四死后会下什么样的地狱，描绘他的家人会遭到怎样的报应。

终於，在一个星期后，那个凶悍的罪犯崩溃了。

他开始讲述，断断续续，顛三倒四。

他讲述自己如何从广州街头混社会，遭人欺辱，又是如何靠著出卖同乡，將他们骗上开往澳门的赌船，从而赚到第一桶金。

他讲述那些被称为“猪仔”的同胞，如何像牲口一样被塞进底舱，在数月的航行中，因为疾病、飢饿和绝望而死去大半。

他甚至用一种炫耀般的语气，描述他如何打通了古巴种植园主和秘鲁鸟粪矿主的关係，將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明码標价，变成种植园里会被活活累死的消耗品。

威尔逊强迫自己不去感受那种生理上的噁心，而是像一个书记员一样，將这一切都记录下来。

他追问船舱的尺寸，追问每天配给的食物和水的分量，追问如何处理那些死在路上的尸体，追问那些“猪仔”的卖价和利润。

他发现，自己正在写的，不是一个充满英雄气概的冒险故事，而是一本无比精细的、关於罪恶的帐本。

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威尔逊放弃了《邦联孤狼》那种夸张的煽情的笔法。

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敘事方式，一种极度冷静，克制，甚至可以说是毫无感情的笔调。

他只是罗列事实，描绘细节，不加任何道德评判。

他详细地记录了黄四的“商业模式”，就像《华尔街日报》分析一家铁路公司的財报一样。

“…每售出一名健康的成年男性劳工，黄四的组织可以从古巴的甘蔗种植园主手中获得四十西班牙银元。除去付给地方蛇头的五银元，以及航运途中约两银元的成本，包括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不可避免的死亡损耗，单笔交易的净利润高达三十三银元。在1868年的高峰期，黄四控制的船队一年可以运送超过三千名猪仔，年利润接近十万银元，这笔钱足以在旧金山任何一个豪宅区购置房產……”

当威尔逊写下这些文字时，他的手是冰冷的。

黄四又被拉回了斗场当人肉沙包，他不过是在转述地狱的景象。

这本书被命名为《黄土之下》，波士顿一家以出版严肃读物闻名的出版社看中了。

1875年初，这本书悄无声息地上市了。

它的反响完全出乎所有人的预料。

普通民眾对它毫无兴趣。故事里没有英雄，没有爱情，只有一个卑劣的异国罪犯和一群面目模糊的受害者。它在廉价小说市场上输得一败涂地。

然而，在另一个圈子里，它却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
东海岸那些依然活跃的废奴主义者后裔、人道主义者、以及一些对社会问题感兴趣的知识分子，將这本书奉为圭臬。

《大西洋月刊》发表了一篇长篇评论，称讚这本书“揭示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丑陋的奴隶贸易变种……威尔逊先生的伟大之处在於，他放弃了廉价的道德谴责，而是用冰冷的事实，构建了一座无法辩驳的罪恶纪念碑。”

威尔逊开始收到来自哈佛和耶鲁大学教授的信件，他们邀请他去进行演讲。一些社会改良组织將他的书作为募捐晚宴上的宣传材料。

他第一次被冠以“有良知的作家”、“勇敢的揭秘者”这样的头衔。

威尔逊对此感到无比的讽刺。

勇敢？他的素材是一个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囚犯告诉他的。

良知？他写这本书的唯一目的，是为了钱和名声。

这本书的销量最终只有区区两万册，给他带来的版税甚至不够支付他在纽约一年的开销。

但他却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“资本”，那就是评论界的讚誉和一种虚假的道德光环。

陈九对此似乎很满意。

他告诉威尔逊：“名声有时比金钱更有用。你现在有资格去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了。”

那时的威尔逊还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。

他只是有些失落，也有些庆幸。失落的是没能一夜暴富，庆幸的是，这个故事的危险性似乎有限。

毕竟，被他冒犯的，只是一群远在天边的、上不了台面的罪犯。

他天真地以为，自己可以一直这样，做一个“安全”的、受人尊敬的“纪实作家”。

直到他读完了陈九给他的第二份文件。

一个厚厚的、装满了关於圣佛朗西斯科前任市长威廉·阿尔沃德所有秘密的牛皮纸袋。

那一刻威尔逊才明白，他的弄臣生涯，才刚刚开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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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份关於阿尔沃德市长的文件，与其说是资料，不如说是一部已经写好了剧本大纲的城市编年史，只是里面充满了最骯脏的细节。

有市政工程合同的副本，上面清晰地標註著给各位议员的回扣。

有警局內部的秘密报告，记录了如何掩盖某些富商子弟的丑闻。

甚至还有妓女的证词，详细描述了她们曾在哪些达官贵人的床上，听到过哪些关於土地交易的秘密。

威尔逊了整整三个月，將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故事。

在资料的最后，是关於市长的儿子，卡尔·阿尔沃德的记录。

一个年轻、英俊、前途无量的海岸警卫队军官，一个被精心包装出来的城市英雄，在一次镇压暴乱行动中“不幸”中枪身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