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（1/2）

第250章 革积弊需新理论

军民携手，共抗天灾，在华夏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并非孤例。

战国时，孙膑就曾率领军队与高唐百姓一同应对特大旱灾，掘井开渠，共渡难关。

洪水之患，尤甚于旱灾，其来势汹汹，瞬息万变，破坏力极大，仅靠松散自发的民力，着实难以有效应对。官府若有可能，也会调用军力抗灾。

如北宋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，苏轼知徐州事，遭遇黄河决堤，洪水浩荡，直逼徐州城墙，水位高达二丈八尺，城内百姓惊惶失措，准备弃城逃难。

苏轼出面安抚百姓，组织军民加固城墙，修筑东南长堤，最终成功抵御了洪水，保全了一城生灵。

不过，苏轼身为徐州知州，肩负守土安民之责，且彼时洪水已经逼近城墙，若放任不管，待到墙倒城毁，则城中军民和官吏无一能够幸免，是不得不防。

且他只是挽救城中军民，徐州城外已经受灾的众多乡民，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

救助因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，本是江宁官府的职责，与正全力攻城的起义军没有半点关系。

若是换成其他军队（包括官军），在攻城期间遭遇连日大雨，非但不会救灾，反而极有可能趁此“良机”，主动决堤，引洪水去冲击敌方城墙，企图水淹敌军。

至于此举是否会淹死城池内外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，在他们眼中，只要能赢得战争胜利，便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“经典战例”。

但石山志在推翻视生民如草芥的暴元，首在争取天下民心。堵住南河的决口，救助受灾百姓的意义，远胜于攻下一座城池。这是一场更为深刻的民心争夺战，其长远价值，无可估量。

普通百姓见识有限，更稀罕雄踞七路三行省的石元帅挽起裤腿，与自己一同抬竹笼填缺口的传奇经历，这足以成为他们今后数十年津津乐道的谈资，并在口耳相传中，不断加深对红旗营的拥戴。

应夏煜之请前来协助救灾的部分士绅，则畏惧石山扑得下身子，操弄民心的手段。这种军队与底层百姓紧密结合的恐怖力量，让他们本能地感到不安。

而像孙炎这样有远见的真聪明人，则震撼于石元帅一声令下，便能令麾下的骄兵悍将，瞬间转化为与民共苦的抗灾勇士。

这种如臂使指，令行禁止的恐怖组织力和号召力，恐怕也只有传说中“冻死不拆屋，饿死不掳掠”的岳家军可以比拟。他们至此方才深刻理解，为何红旗营能屡败元廷大军，并且越战越强。

一支军队，一旦深深植根于百姓之中，广泛获得了民心所向的伟力，便能真正做到战无不胜。

相比之下，看似庞大的蒙元帝国，其统治基础早已腐朽不堪，在红旗营面前如同朽木，一推即倒。纵使其再从北方调来再多军队，也无法阻挡石山携民意而一统天下的步伐。

南河终究只是秦淮河的一条小支流，流量本就不大，决口的长度也有限。

在石山亲自坐镇指挥下，沿河士绅在威压与感召下纷纷“踊跃”捐钱捐物，近万军民同心协力，挥汗如雨，仅用了一日时间，便成功合拢了决口，基本控制住了险情。

但石山并没有立即返回军营，而是带着参与救灾的士绅，深入受灾最重的村落，挨家挨户走访。

石山向灾民耐心询问损失，并亲自发放慰问粮，紧随其后的医护队则发放明矾和药材，宣讲灾后环境卫生和防疫常识。

石元帅日理万机，放着近在咫尺的城池暂且不打，却深入泥泞的乡间走访，其意图不言自明——他要进一步收取人心，将这次抗灾的政治效应最大化。

在场的士绅都是人精，岂能看不透这一点？但眼见红旗营攻陷江宁之势已不可逆转，以后必定要仰石山鼻息，此时不表忠心，更待何时？

于是，众士绅慷慨承诺愿意承担起后续赈济灾民，组织乡民重建家园的社会义务，“略尽绵薄之力”。

一些颇有诗才的士绅更是当场吟诗作赋，或颂扬石元帅爱民如子、德行感天，或赞美军民一心、共抗天灾的壮举，试图以此博得石山青睐。

这些即兴创作的诗词，无论艺术水平高低，石山都令新任的宣曹掾夏煜一一认真记录在案。

随后，将其刊印成册，配合红旗营日益成熟的宣传体系，在江南、江北各地广泛流传，让石元帅的“仁义”之名进一步具象化。

这批应景之作中，也确实涌现出了一些情感真挚、艺术性较高的作品，得以流传后世。

其中最为人称道的，是号称诗书画三绝的江宁才子马琬，目睹了军民携手抗灾的宏大场面，心潮澎湃，回家后闭门谢客，耗时整整三日，潜心创作了一幅诗画合璧的长卷，以记录此等千古奇景。

画中，石山元帅自然是核心人物，但其形象并未被过度神化，而是专注于指挥瞬间。

夏煜、孙炎等士绅也位列其中，长衫下摆沾满了泥水，跟在石山身后，或协调物资，或参与搬运，与占画面主体的短衣赤膊抗灾军民百姓融在一起，构成了一幅意外和谐的画卷。

而画面的角落处，马琬还精心安排了两个身穿元朝紫色官袍的身影——正是兵败被俘的元廷江浙行省左丞左答纳失里，以及此前因和谈而被石山扣押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赵琏。

二人衣冠依旧，却面色灰败，眼神空洞，失魂落魄地立于一旁，与周围热火朝天的抗灾场景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，充满了象征意味。

在这两位元廷高官的远方，青灰色的江宁城墙在朦胧雨幕中若隐若现。仔细看去，城墙垛口之间，似乎还有另一道模糊的紫袍身影正在眺望此地。

这并不是马琬出于艺术想象的无端添加。

当日，元廷集庆路达鲁赤达尼达思确实就站在江宁城墙之上，亲眼目睹了城外石山亲率军民抗灾的震撼场面。他自然能看懂红旗营抗灾背后，那种蓬勃欲出的新生政权气象。

反观城内，人心惶惶的困境，这位蒙古贵族清晰意识到大势已去，江宁城破只是时间问题。当场“心疾”发作，被随从们慌乱地抬下城去，在城头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。

石山很快就通过斥候得知了城头的混乱，但他并没有趁机下令攻城。

一方面，因为当时雨势未停，云梯湿滑，城墙下的土地更是泥泞不堪，不利于大型攻城器械展开和士卒攀爬，强攻城池的代价太大。

另一方面，他深知，此次抗灾行动对守城元军心理上造成的“心灵震荡”，还需要时间进一步发酵和蔓延，让其自行瓦解斗志，效果远胜于强攻。

两日后，雨台大营。

南河抢险事宜已告一段落，石山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蓝色布袍，终于能抽出空来，在自己的帅帐内单独接见新近前来投效的句容士子孙炎。

帐内烛火通明，映照着两人沉静而专注的面容。

经过抗灾前线两日的近距离接触和观察，孙炎对石山的施政理念和行事风格有了更为立体的了解。他深知机会难得，一开口便直指核心，切入石山最为关心的根本政策问题：

“元帅，在下以为，元政之失，其首不在苛暴，而在宽纵失度，纲纪废弛！”

蒙元是异族政权不假，但平心而论，其诸般政策还真不比有些朝代更苛暴。至少在经济政策上，要比宋时宽松很多，在元廷治下做士绅，不要太舒服。

石山闻言，目光微凝，身体微微前倾，肃然抬手道：

“伯融，还请细细道来。”

孙炎深吸一口气，整理思绪，继续阐述：

“上古之时，大禹合众部落之力，治黄河以归海，方有国家。其后历代治国，莫不讲究均赋役以安黎庶，筑城戍以御外侮，劝农桑、兴水利以弭天灾。礼法并施，德刑相辅，乃为社稷稳固之根本。”

孙炎的这番话，自然带有很强的时代局限性，但其核心思想——即国家需要有效组织起来，汇聚内部力量应对内外挑战和自然灾难。在石山看来，却是切中要害的。

内安黎庶，外御强敌，对抗天灾等等，都需要一个能够有效整合社会力量的国家机器。

否则，疆域再辽阔，内部一盘散沙，成天忙于内耗，任何大事都做不成。

石山之所以决心触动士绅阶层的特权，走更为艰难的统一之路，并非出于对士绅的偏见，而是出于统合全国之力，应对未来更大挑战的战略需要。

他当即点头表示认可，并引申道：

“合众之力，方成强国。我近日看《战国策》诸雄变法，其主旨皆在革除分封建制导致的国力分散，加强中央集权，富国强兵。

其中，秦国商鞅变法最为彻底，方能有效统合偏僻边地之力，横扫六合，一统天下。”

孙炎虽然思想相对开明，主张“礼法并施，德刑相辅”，并不完全拘泥于儒家德治单一套路，但终究深受传统影响，讲究礼法秩序与民本思想。

他见石山提起以严苛著称的秦国变法，心中不免一紧，担心石元帅过于看重效率和集权，而走入严刑峻法、刻薄寡恩的邪路，忙提醒道：

“《尚书》有云‘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’。秦虽借变法一统天下，然其政严苛少恩，视民如工具，终究根基不稳，二世而亡，此乃前车之鉴，不可不察啊！”

石山自然清楚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训，他虽强调集权和效率，却对商鞅、韩非子那套极端的“驭民五术”（“弱民、贫民、疲民、辱民、愚民”）嗤之以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