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59章 在座的诸君，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（2/2）
随即转向台下，目光扫过屏息的学生、交头接耳的学者，最后落在卢心华那类带着倨傲的脸上。
“诸位！中国文学从来不是世界文学的‘番外’，而是它血脉里早有的一支！”
他声音陡然拔高，震得空气都似在震颤，“我承认，眼下我们的文学尚在爬坡，西方的理论或许能为我们搭梯，但梯子终究是工具，不是方向！若把工具当根骨，学来的不过是东施效颦的空壳！”
“我们脚下踩着的，是五千年未断的文明！唐诗的风骨、宋词的意蕴、楚辞的浪漫、汉赋的恢弘，哪一样不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学基因？我们该写什么样的文学，早被这片土地的历史写定——
写的是中国人的悲欢，传的是中国人的精神，从来不是为了迎合谁的审美，更不是为了换谁的认可！”
“我不想同各位争论，中国未来经济能飞多快，会不会百年内赶超西方。
我只问一句：若今天我们连自己的文化根脉都要弃之如敝履，凡事都要仰西方的鼻息、看西方的脸色，那我们的‘未来’，还算得上是中国的未来吗？这样的文学，还算得上是中国的文学吗？”
他的质问掷地有声，台下有人下意识攥紧了笔，有人羞愧地低下了头。
许成军的声音却渐渐沉了下来，多了几分滚烫的恳切：“我生在这片土地，长在这片土地，见惯了它的伤痕，更信它的力量。我写《红绸》，写《试衣镜》，办《浪潮》，不是为了追什么‘先锋’的虚名，只是想为中国文学挣一口气——挣一口不向西方屈膝的气，挣一口能把自己的故事讲响的气！”
“我平生所愿，从不是做什么‘世界认可’的作家，而是做祖国母亲的‘拾荒人’：匍匐在她的土地上，一点点擦去百年的屈辱，一点点拾起她散落的荣光。中国的未来，本该是昂首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；在座的诸君，本该是挺直脊梁谈文学的——而非今日这般，把‘学西方’当‘进步’，把‘贬自己’当‘清醒’！”
“记住：只有先认得出自己的根，才能写得出让世界记住的中国文学。这不是固执，是我们作为中国文人，最该有的立场！”
最后一字落下，全场死寂，片刻后，不知是谁先鼓起了掌，紧接着，掌声如潮，竟盖过了方才所有的窃窃私语。
卢心华依然不屑。
但是不影响更多的年轻学子因为这一番话有了思考，有了懊恼。
足以~
藏在角落的贾植芳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眼含欣慰。
他本不必来，也不想来。
但是朱冬润告诉他：去看看中国文学的未来。
他本已经绝望，但是至少眼下此刻他看到了光。
给《浪潮》做序，他同意了。
格拉斯看着全场的景象，眼含惊讶，他低头问问张威连为什么不翻译。
张威连愣了片刻，摇摇头：“这孩子说了一些关于我们东方世界的一些见解，大概是讲文学精神的。”
格拉斯摇摇头，便不再追问。
这是发生在讲座上的插曲。
许成军虽然引起了共鸣，但他自己却不愿意提起。
讨论文学，这次是东西方文学的对话，他用不了自己的理论，却用了民族大义。
本就输了太多。
张威连先生刚把格拉斯的《猫与鼠》手稿收好，就见君特格拉斯端着杯子走过来，目光落在许成军身上，带着几分探究。
休息室里很安静，王元华、罗洛等人坐在一旁，默契地没插话。
他们看得出，这场对话才是今天的“重头戏”。
“许，很抱歉刚才在讲座上没能深聊。”
格拉斯先开口，英语里还带着淡淡的德语重音，“实话说，在来中国前，我对中国文学的认知，还停留在古典。李白的诗、杜甫的沉郁，还有鲁迅的《阿q正传》。
西方学界很少提到中国现代文学，我们总以为，你们的文学还在‘回望过去’，没形成自己的现代声音。”
这话不算尖锐，却像一块石子投进平静的水面。
罗洛手里的钢笔顿了顿，他译里尔克多年，深知西方学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漠视。
王元华轻轻皱了眉，想起去年赴德交流时，德国教授问他“中国有没有现代派作品”，当时他只能尴尬地提《狂人日记》。
许成军放下手里的搪瓷杯，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“格拉斯先生，您的认知很坦诚，这也是很多西方朋友的共识。
但我想告诉您，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，只是我们的‘声音’，走了一条和西方不同的路——我们没刻意追逐‘现代派’的解构，而是在传统的根上，长出现代的芽。”
他抬眼看向格拉斯，眼神里没有辩解的急切，只有陈述的笃定：“您提到鲁迅，其实在他之后，中国有太多作家在写现代故事。茅盾先生的《子夜》，写1930年代上海的工业困境，用‘民族资本家的挣扎’照见时代；
巴金先生的《家》，借封建家庭的崩塌，写青年的觉醒——这些作品，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‘声音’，只是它们的‘语法’，和西方现代派不同。西方用‘荒诞’解构历史，我们用‘现实’扎根生活；西方用‘碎片化’表达焦虑，我们用‘故事’传递温度。”
他说这些他心里其实也知道他说的有些单薄的。
但是私下谈论，面子不能输！
他格拉斯了解中国文学？
肯定不啊！
平心而论，现在是中国文学最有可能赶上世界的年代。
但是文学如果等同于小说的话。
中国白话小说有资格能站在世界文坛上的就那么多，其中不少还是仿世界大师之神韵所作。
尤其是改开后的小说，你会从那些小说里发现法国文学的影子，俄国文学的影子，拉美文学的影子，却独独看不到中国文学的影子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去哪了。
这些小说与独闯出一个时代的巨匠的作品并列于世界之大观园中时，怎会不令人哑然失笑。
当代白话小说是借韵而非创魂，但拿百年白话文对标西方六百年小说史，本质是用短跑比长跑。
其实汪曾祺的“烟火气”、阿城的“棋道禅意”这些东西是可以提一提的。
但是太少了。
格拉斯微微挑眉，往前倾了倾身子：“可这些作品，为什么在西方很少被提及？是传播的问题，还是它们缺乏‘世界性’的共鸣？”
“两者都有，但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‘世界性’，不是用西方的尺子量出来的。”
许成军拿起桌上的《清明》杂志，翻到《红绸》的节选，“比如我写的《红绸》，没学马尔克斯的‘魔幻’，也没学您的‘怪诞’，只写黄思源藏在红绸里的木梳、春燕绣了一半的手帕。
这些‘小物件’里，藏着中国士兵的家国情怀。
在西方，可能觉得‘不够先锋’，但在中国，有老兵读哭了，说想起牺牲的战友；有学生说，终于懂了‘保家卫国’不是口号。这种‘本土共鸣’，难道不是一种‘世界性’？”
张威连突然插话，他觉得这一刻的许成军好似背负了太多东西。
在所有人都觉得理应后退的时候，他一个人逆流而上。
你凭什么？
你想当英雄？
你当得了么？
他笑了，“君特，许说得对。中国文学从来不是‘封闭’的，只是我们的现代性，是‘带着根的现代性’。
就像这梧桐，要先扎在土里，才能长出新枝。许的《试衣镜》，用‘镜子’写普通人的渴望，既有鲁迅‘批判现实’的影子，又有宋代‘以物喻情’的传统，这就是我们的现代声音。”
格拉斯没立刻回应，低头喝了口茶，目光落在《清明》杂志的封面上。
过了半晌，他忽然问：“那你觉得，中国现代文学什么时候能真正‘走向世界’？西方读者要多久，才能听懂你们的‘声音’？”
“不需要‘走向世界’，因为我们的世界，本身就在故事里。”
许成军的回答出人意料，却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，“去年恢复高考后，复旦中文系的课堂上，有学生写知青的岁月，有学生写工厂的变迁；
年轻作家在用新的手法写现实——这些故事，不需要刻意‘讨好’西方，只要把中国人的日子写透，自然会有人听懂。
就像您的《铁皮鼓》，没刻意迎合非德国读者，却让全世界读懂了德国的创伤。中国现代文学，也在走这样的路。”
一旁听着这对话的作家、学者们有点不知所措。
冒犯么？
是否冒犯了这位诺奖得主？
他们有点忐忑。
格拉斯沉默了片刻，却忽然笑了，伸手拍了拍许成军的肩膀：“许，你让我想起年轻时的自己——
那时候我也总在反驳‘德国文学只有歌德’的论调。你说得对，文学的‘声音’，不是靠别人听见，是靠自己站稳。”
许成军想说点什么，却被格拉斯打断了。
“你跟学生们说的话，我带来的翻译后来跟我讲了，有你这样的年轻人在，我相信中国现代文学不是没有声音，是我们没认真听。”
“我很抱歉，我的言论可能冒犯到你，如果不介意，可以送我一些你的作品。”
许成军摇摇头：“跟您没关系，我们依然有很多需要进步的地方。”
君特哈哈大笑，“你的英文很流利，有些漂亮口音。”
他转身从公文包掏出一本德文版《铁皮鼓》，翻到扉页，用钢笔写下一行字：“致许成军——中国文学的根。”
递过去时，他认真地说：“回去后，我会跟德国的出版社建议，多引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。”
(本章完)